张炜,男,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你在高原》(十部)等。
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总觉得李白是一个“异人”,而杜甫是一个“常人”。遇到任何事情,换回到今天的现实之中,我们当会更信赖杜甫这样的人,有什么事情交给他去办更放心一些。李白的脾气有些怪异,做事反复无常,全凭一时兴起,许多时候像个任性的大孩子——这样的人做诗当然好,做实务好像就有些问题。这个人在当年被称为“谪仙人”,既然被“谪”,肯定会有许多毛病,特别是性格方面。他好像一直是飘在上面的人,离开土地很远,几乎成了一个“天人”。而杜甫无论写出了多少想象绮丽的诗篇,有过多少奇妙的设计,也大致还是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人。我们更信赖后者。
谈了许多李杜之别,感受上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这是性格的差异,生命质地的差异。说到“常人”与“异人”之别,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生活中,更不要说在艺术家之中了,大大小小的“异人”总是层出不穷,他们的存在,更是反衬出了“常人”之多。不过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常人”,而不是“伪常人”。
杜甫就是一个“伪常人”,也就是说他貌似“常人”而已,其实骨子里也是一个“异人”。杜甫只是外部色彩与李白不同而已。杜甫的异处比起李白来,大概更为隐蔽罢了。我们看杜甫的诗文,会发觉这个人的冲动思绪和别样感受,似乎并不比李白少到哪里去。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常人”呢?他对一生敬重和喜爱、好奇的诗兄李白抛出一句“飞扬跋扈为谁雄”,高兴时呼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同样像一个冲动无边稚气可期的人,简直一如李白。
说到这里,杰出的艺术家们不过是由两种人构成:“异人”和“伪常人”。如果真的要从他们当中找到一个真的“常人”,那大概是难乎其难的事情。真的“常人”,如果做了艺术家的工作,那一定是十分辛苦的。这方面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道理。
比如将文学当成一种营生和一个专业之后,看上去大家都在低头写作,都在用文学这个武器发泄和表达自己,成色却大大有别。这因为人的差别放在了那儿。我们曾经有过多少好作家涌现出来,但没有具体的长时间的接触就不会知道,他们其中很有一些“伪常人”,那种聪明和才华并不一定像李白那样闪露在外边,而更有可能是杜甫式的深藏不露。如果有一种极敏的感知力,那么无论跟一个“伪常人”接触多么短暂,交流多么少,都会感到对方有一些特异的元素。
说到李白和杜甫,他们从极为拥挤的唐诗大河中淘洗出来,这个筛选过程将是多么残酷。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走运的,要知道文运就像官运一样,从来都不是福星高悬的。李白出名早一些,但也有人把他的诗文贬得一文不值。杜甫则在很长时间里文名不彰,名声大起是在死后,大约在中晚唐时期。
时下的道理也差不多是一样分明:在13亿人口里,一个写作者能够在寂寞中一直坚持下来是极其艰难的。能够在长达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里坚持写作,保持一种严肃的探求与追索,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不要说这样一位作家能够步步递进和上升,就是仅仅保持在一个循环往复、迂回向前的状态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一个三十年前的歌吟者,如果在今天还能偶尔听到他不错的声音,这已经是非常之难得了。
在各种各样的艺术行当里,有哪一种艺术工作比文学更难?画家们可以一生画梅,稍作改变即无伤大雅;画竹子画虾,画李白大声称道的“大宛马”,都可以无数次地重复下去。但是文学家们写出了一个构思、一个人物、一个主题,就要从此绕开,一生不再复回——不仅是他自己,即便别人表达过的,常常也要远远回避为好。最后这条路也只能越走越窄,直到难以为继,堵塞不前。李白说“蜀路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里的诗路,其实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蜀道”。
康德认为诗歌赢得了超乎其他艺术之上的地位,它高于绘画(雕刻),甚至高于音乐:因为每一种美的艺术不仅要求有建立在模仿之上的鉴赏力,还需要思想的独创性。诗人比音乐家除了感官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知性,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中浅薄的头脑不像在音乐家中那么多;音乐仅仅作为服务于诗的载体,才成为不光是快适的艺术而且是美的艺术。同样在绘画中,自然画家只是在模仿,算不了什么;只有上升到观念画家,才是艺术大师。
康德关于不同艺术的比较,当属发人深省的哲思。
张炜 (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