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确实有不少商业奇迹，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称上海银行）的发展故事听起来也有些像是“神话”。不过，这一金融史上的奇迹确实发生了，创造奇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民国银行家陈光甫。
华丽转身：
从小学徒到留学生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生于1881年，其父陈仲衡曾做过进口火油生意，后又进入到汉口一家报关行。当时，年仅12岁的陈光甫也随父入行当学徒，这一当就是7年。
在旧社会，学徒生涯是十分难挨的，经常饿肚子不说，晚上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因陋就简、见缝插针地睡在地板或桌上。学徒在店里虽然没有地位，不过事情却很多，如客人来了，赶紧倒茶敬烟；客人走了，立马收拾桌椅。一言以蔽之，别人不愿做的一切杂役琐屑之事，都是学徒的活儿。
中国有句古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7年的学徒生活给陈光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由此也锻炼了他“不惧艰险，敢于吃苦”的顽强精神。每逢工作闲余，陈光甫总不忘学习，尤其对英语和报关行的业务及相关金融知识更为重视。最终，在18岁那年，陈光甫考入了汉口海关邮局。数年后，他又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英文翻译。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1904年美国举办圣路易斯世博会时，陈光甫因通晓英文与商务而被选为湖北省参加世博会的工作人员，而这次的出国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博览会上展出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智慧，如电子管收音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电动公共汽车等等，这一切都令陈光甫大开眼界，并深受震撼。
让一同赴美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陈光甫在世博会结束后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决定——留在美国继续学习。陈光甫的决定，得到了正在汉口经营茶叶贸易的岳父景维行的支持，后者向他提供了部分学费。之后，陈光甫又通过个人努力申请到了部分官费。6年后，喝足了洋墨水的陈光甫最终以官费留学生的资格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并获得商学士学位。
1910年学成回国后，上海及汉口等很多洋行都向陈光甫伸出了橄榄枝，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个买办或经理，他要创办自己的事业，这就是后来的上海银行。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银行创办之时，表面上说有10万元（以下均指银元）资本，但实际上只收到了8万元。其中，盛宣怀的妻弟庄得之投了2万元，于是他就以最大股东的名义当上了董事长；而身为总经理的陈光甫，还是靠向人借钱才凑足了5000元的股份。于是乎，在第一次开股东会议时，7个股东全成了董事。
当时，在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近200万元的盐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拥有25万元。相比而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众行之中起步最低，难望他行项背。夸张点说，其名义上是个银行，但资本额甚至不及几个有名的钱庄。
说来好笑，1915年上海银行筹备开幕典礼时，陈光甫及诸位董事为开幕嘉宾的事很是犯难。一般来说，开幕典礼总归要请几个头面人物来捧捧场，可是请名气大的吧，怕请了人家不来，反而有失面子；请名气小的吧，又怕起不到宣传作用。结果，董事们踌躇半天，结果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没敢请，可见其窘状。
营业要诀：
服务社会与平民
民国初年，银行业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陈光甫的小银行既不像外资银行那样拥有雄厚的资本，也不像国内一些老牌的本土银行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
由此，陈光甫决心走一条“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他率先在全国推出“一元钱储蓄”项目（当时银行都不接受极小额的业务），此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一些从未与银行打过交道的普通市民听说后也都试着前来存款。据说，当时还有个人故意恶作剧，拿了100元钱来开100个户头，职员们信守承诺，照开不误。此事传开后，民众哄笑一时，倒也替银行做了免费的广告。
作为银行家，陈光甫深深懂得，金融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信用，而信用是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之上的。创行之初，陈光甫就将“服务社会”立为第一行训。当时还有人笑他，说银行旨在图利，空言服务，何利可图？陈光甫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在资本和人际关系都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服务至上”的精神赢得客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从长远看，上海银行在公众中“热诚服务”的形象及由此带来的信任与好感，才是最为可贵的发展动力。
在“一元钱储蓄”一炮打响后，上海银行又相继开展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名目繁多的储蓄项目，后来还为市民开办了代收水费、电费、代发工资等诸多便利服务。这些项目，表面上看起来利益甚微，但就长远而言，银行在公众中获得的好感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陈光甫最重创新，如代发工资、代付水电费之类的服务现在看来或许很平常，但是当时却都是创举。再以上海银行发行的礼券为例，同样是别出新裁。无论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总归在所难免，而亲友故旧之间的馈酢之举也是日常必需。于是，陈光甫创办了两种特殊的储金礼券，一种是用于婚嫁、满月、生日、祝寿等喜庆场合的红色礼券，另一种则是供奔丧吊孝场合使用的素色礼券，礼券金额分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等多种，如存期较长，银行可付给相应的利息。由于这两种礼券印制精良、礼赠不俗，一经推出即受到用户的青睐。
在陈光甫眼里，服务民众、以人为本绝不仅仅是口头说说的。原上海银行总行襄理郎念祖回忆道，“陈先生常说，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顾客是衣食父母，顾客总归是对的。”具体而言，陈光甫的“服务之道”是，“为顾客力谋便利，尤当以和气为先。满面春风，殷勤招呼，顾客自乐于接近，来往既多，营业亦自可因而推广。……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故我行一无所恃，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
为了显示自己“雄厚”的实力，民国时期的银行大多造得外观高大轩敞、豪华阔气，内部装饰也是金碧辉煌、耀眼夺目，这一风气，中外银行皆然。但一般民众往往也对“银行重地”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产生不可避免的距离感。平民出身的陈光甫也注意到了这一细节，他特别要求：上海银行及分支机构应门面朴素而忌免奢华，以拉近与一般顾客的距离，消除其疏远感。这一做法与理念，是很值得借鉴和深思的。
从小处着眼，向大银行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银行吸收存款与发放贷款的规模达到了数千万元，俨然已成为一家大银行。令同行颇为服气的是，上海银行业务虽大，却很少出现“呆账”、“滥账”，而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陈光甫在银行内部设立的调查部。
上海银行调查部成立于1928年，由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资耀华担任经理，其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经济调查处，二是信用调查处，三是内外咨询处。实际上，调查部就是一个经济问题研究所，其职责不仅是具体的个案调查，而且还包括对宏观经济、各行业的信息收集与分析。从表面上看，调查部的工作与银行的直接业务无关，但陈光甫却认为，对经济政策、贸易行情、外汇涨落乃至各地米棉麦煤等重要物品的收成产销等诸多问题的调查研究十分重要，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准确把握全局，不至于犯下致命错误。
如对潜在交易对象的摸底，调查部往往在交易之前即分门别类，对其资产状况、经营作风、管理人员等情况加以归纳总结，为开展业务提供决策依据。当时，天津有个商人叫奚东曙（民国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办了一家大商行，生意做得很大，出手也十分阔气，在商界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许多银行都巴结他，给他大量贷款，但上海银行调查部却发现，此人出手阔绰、业务繁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却是资不抵债，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结果，很多贷款给奚东曙的银行后来都因为其生意失败而产生巨额倒账，而上海银行却轻松避过了这一风险。正因为事前做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上海银行等于在规章制度外又加了一把“安全锁”。
大银行家的抱负：
“白银协定”与“桐油借款”
二十世纪30年代后，上海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00多处分支行和营业点，其存款额一度跃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如此，曾被人笑为“小小银行”的上海银行已成为民国金融界的参天大树，而陈光甫本人也由此名满中外。
在创业过程中，陈光甫一直都秉承“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态度，因而南京政府数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没有答应。事实上，陈光甫对南京当局屡屡压榨金融界的做法甚为不满，他曾表示：“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但是，作为当时知名的银行家，陈光甫想不卷入政治也是不可能的。譬如长期担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陈光甫一向矛盾颇深，其不时要求以入股等方式挤进上海银行，以达到控制和吃掉私营银行的目的。为此，陈光甫也不得不在政界找靠山，这就是同为“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原因无他，孔曾是上海银行创办之初的股东，而且同为留美学生兄弟会成员，因而陈接近于孔而反感于宋，这也是他在政商界谋生存的一种智慧。
当然，陈光甫参与政治也不仅限于尔虞我诈的权术。事实上，他做过两件值得大书一笔的要事，那就是参与了南京政府币制改革时期的“白银协定”和抗战时期的“桐油借款”谈判。
先说第一件。南京政府于二十世纪30年代实行币制改革时，美国颁布《白银法案》并从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这一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白银风潮”，而国际银价的异常上涨给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造成了极大冲击。这时，陈光甫应孔祥熙之邀赴美谈判，以图事态能有所转圜。
陈光甫之所以被选为谈判代表，原因有二：一是上海银行长期从事国际汇兑业务，陈光甫在美国银行界声誉甚佳；二是陈本人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私交甚笃。此后，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中美双方签订了“白银协定”，其中约定美国承购中国白银7500万盎司，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2000万美元贷款的担保，这才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美“白银协定”订立后，美国收购中国白银增加了中国货币发行的外汇准备，法币得以暂时稳定，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这对当时的币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外援，而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担心中国不能持久抗战而请南京方面派员赴美磋商。之后，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方面指派陈光甫赴美谈判相关事宜。1938年底，在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陈光甫通过多方斡旋，最终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可循环使用的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协议。嗣后，又签订了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协议。这两笔巨额借款，对中国抗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
此后，为了兑现对美还款承诺，陈光甫深入西南地区组织桐油、滇锡货源，并通过缅甸运往美国还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其卓著的信用与声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1941年到重庆时曾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并要蒋向陈请教。之后，在美方提名下，陈光甫出任当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主任委员。与此同时，陈光甫还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国府委员。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提出：“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为此，他满怀信心地制定了“战后经营计划”，并设立中美信托投资公司，想为国家战后重建出力。但是，令陈光甫大失所望的是，国内很快又陷入到大规模战争， 所谓战后复兴，全成泡影。
蒋介石政权垮台前夕，陈光甫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1954年，陈光甫转到台湾，后于1965年在台北复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自任董事长。1976年，陈光甫在台北因病辞世，享年96岁。
陈光甫曾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纵观其一生，虽世态环境变幻多端而人生愿望不变，如此说来，他也算是功德圆满了。（金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