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迎曦，1937年生，大丰草庙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农艺师。现任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盐博物院专家顾问，省级海盐非遗传承人。著有《古淮盐20说》《盐垦研究》《盐垦概览》《家乡的盐垦》《盐垦古韵》《本场人历史与文化》《心灵感应》等书。执行主编《大丰市志》《大丰盐政志》《大丰市经济综合管理志》等多部志书。
故乡原是浅海
新四军来了，徐亚辉从此走上革命路
1952年留影
1925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徐亚辉出生在东台县大丰盐垦公司祥丰区（今南阳镇祥丰村）的一个佃农家庭。1933年，徐亚辉8岁在祥丰乡东北匡上小学。1939年，他14岁就读于大中中学。但是开学不久，大中集地区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这种年景连吃饭都难以维持，孩子上学就谈不上了。所以，徐亚辉就这样结束了求学生涯。
1940年11月间，东进的新四军到了南阳镇，部队派出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先后派理浔、杨战、小陶等几个青年同志，到祥丰乡做民运工作。这时15岁的徐亚辉缀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初见民运队的同志就满腔热情，不久便结为好友。从此，徐亚辉接受革命的熏陶，协助民运队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事。
1941年7月底，东台县（大丰时属东台县九区）独立团一大队住在南阳镇附近的农村。大中集的鬼子和伪军妄图偷袭南阳的独立团一大队。一大队战士撤到了祥丰乡，徐亚辉、黄祖凡、倪宏三个青年正在沟里摸鱼，看到撤来的战士，他们主动上前带路，迅速将战士们转移。
1941年腊月，大中集、西团的敌人都筑了据点，为便利大中集至西团的交通联络，鬼子决定在离西团近十华里的吴家桥造一座汽车桥，通往大中集，为此运来了许多松木方子，以备造桥用。垦南区政府得知此情报后，立即组织区小队和民兵，利用黑夜突击把所有造桥的松木方子搬走，让敌人的造桥计划落空，孤立西团的敌人。因人手不够，搬得进度太慢，眼看天要亮了，怎么办？在这个节骨眼上，青年民兵徐亚辉献计说，“我看到西团方向有很多菜农贩菜去大中集卖，先把他们请来帮助搬木头，木头搬完再去卖菜也不迟。”他出的主意得到了采纳，很快将木料全部搬上了船，沿着一卯酉河飞快驶向南阳镇。区小队和民兵顺利地完成了破袭任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造桥阴谋，使西团的敌人孤立无援，不久西团镇就被新四军攻克了。
祥丰乡二村成为“模范村”
基层抗日民主政权选出了好乡长
1942年，徐亚辉17岁参加了民兵组织，不久就当上了民兵中队长，他带领民兵多次参与切断敌人的电话线、破坏敌人的交通桥梁，组织群众筑抗日墙、筑抗日墩子等。一次次较好地完成任务，使敌人胆战心惊。1943年9月，刚满18岁的徐亚辉被民主选举担任南阳镇祥丰乡二村第一任村长，兼任二中队民兵中队长。人们十分赞赏这位青年村长，从上到下都亲切地叫他“小村长”。在任职期间，徐亚辉对于乡里布置的任务，从不懈怠，总是团结其他干部，齐心协力，扭成一股绳，出色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他在成绩面前从不居功自傲，有荣誉共享。因此，与他共事的一些村干部都一致公认他能力强，称他是个好班长。他在民兵值勤、征收公棉公粮，拥军优属、捐钱献物、公务派差等工作中，以身作则，不徇私情，坚决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因此，他深深博得广大群众的信任，还多次受到乡政府的表彰。当时的二村只有50多户人家，但是参军参干的就有60多人，同时全村没有一个人去当伪军。在全村干群的共同努力下，参军、后勤、征收公棉公粮、做军鞋、抬担架、优待军烈属等工作，都完成得既快又好。二村的先进事迹传遍全乡，大家自发公认二村是模范村。不久这个模范村的称呼也得到了垦区区署的认可，1943年10月，垦南区委正式命名祥丰乡二村为“模范村”。1944年11月30日，徐亚辉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5年5月10日，徐亚辉全票当选乡长。为贯彻上级关于发动群众在今冬明春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掀起生产高潮，宣传开展大生产运动意义，提高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徐亚辉通过组织伴工队、互助组、运销合作社等各种劳动组合形式，把男女老少、军抗烈属吸引和组织到开展大生产的实际行动中。全乡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热气腾腾。组织妇女识字班、兴办冬学扫除文盲，进行抗日形势教育，提高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念。组织秧歌队，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提高全民的精神生活质量。9月，徐亚辉任祥丰乡党支部书记兼乡长，一人两职责任重大。
老老实实对人民有利
不管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
1946年1月，徐亚辉调离家乡到垦南区任宣传、组织科长。半年后又调《台北大众报》任战场记者，跟踪报导过盐南战役等多个战役的情况。1947年—1949年初，历任垦北区宣传科长、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49年3月—1955年5月，调台北县（大丰）委工作，历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书记、书记等职。
50年代初，徐亚辉就任大丰县委书记，且工作干得很好。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毛育人来大丰县委任第一书记，徐亚辉改任第二书记，和毛育人配合默契，十分融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把大丰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在徐亚辉心目中，只有党的利益，没有个人的私利。在他的职位变动之后，他没有卸担子、减责任。相反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勇挑重柦，坚持原则，敢于担当。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四起。在这种情况下，大丰县委常委一班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本着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信念，不瞎说、不谎报、不浮夸，如实上报粮食产量。徐亚辉看问题准确，他说，“我们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坚决不虚报浮夸产量，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做老实人。”实践证明：老老实实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不老实随风转，虚报浮夸，结果会让人民受罪，百姓遭殃。
徐亚辉当了副手，仍然勇挑重担，敢于负责。如在1958年秋，三害（台风、暴雨、海潮）一起来袭。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毛育人要亲自到海堤的抗台防潮第一线去，决定让徐亚辉留守后方。可徐亚辉坚决不同意。他说他是大丰人情况熟悉，毛书记才来大丰不到两年，又是第一次碰到这样严重的灾情，他去海堤抗灾一线合适，毛书记留守后方掌控全局。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调和折中，两人一起去海堤抗灾第一线，县长留守负责物资供应等后勤保障工作。徐亚辉常说的一句话：“我是大丰人，困难的事情应该我去。”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崇高的思想情操。
到贵州地区支边
听党安排，跋山涉水，德被黔山
1971年7月徐亚辉（前排右二）兼任独山县人武部政委时与人武部的同志合影
1963年11月，中共盐城地委召开社教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地委书记找徐亚辉谈话，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缺少干部，是中央统一调的，组织上考虑徐亚辉去合适，这是党的需要，有困难也要执行。徐亚辉听后二话没说，表示坚决听从党召唤，服从组织安排。而此时，五个孩子尚年幼，岳父母也年事已高。对这些实际困难，徐亚辉一句也没向组织提。
1963年12月初，徐亚辉从大丰动身，9日到达贵阳，省委分派他去黔南自治州，到都匀县迎恩区面上搞四清。至1965年5月，四清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组织分配徐亚辉任独山县委书记。5月中旬，他回大丰搬家，和家属朱德政两人带了除小五子之外的四个小孩到独山县报到。独山县23万人口，但在黔南州还算是个大县，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占人口的一半。徐亚辉克服语言难题下乡蹲点，有时就吃住在群众家中，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徐亚辉在独山县任职先后9个年头，他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团结同志，勤奋工作，熬过了异常艰辛的岁月，受到了独山广大干群的一致好评。1967年，由于天灾人祸，全县粮食大减产，造成第二年群众生活困难。特别是北部的甲定、翁台公社和南部的董岭和黄后公社受灾更为严重。徐亚辉立即组织人员，带队深入灾区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1968年夏天，徐亚辉一行3人，深入灾区调查研究。他们从翁奇出发，爬山越岭，途经桑麻、白鸡坡等山寨，第四天才返回。徐亚辉感叹道：“这里群众的生活很苦，干部的工作也很苦。”他当即与相关干部商量，由县里安排18万斤回销粮，着重解决甲定、翁台两个公社群众的吃粮困难。并要求干部深入农村基层，把指标分到队，根据每户的具体情况，逐一落实到每一户，不搞平均主义，同时强调绝不允许克扣粮食。区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贯彻落实，当天下午分别由区领导带队，深入到这两个公社，抓群众生活安排和生产自救工作。
在贵定的四年中，徐亚辉因降结肠局部狭窄，身体一直瘦弱。尽管如此，他始终把为党工作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带病坚持深入农村第一线。他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全县共35个公社、198个大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贵定是个多民族的县，除了县城外，多是苗族、布依族居住的山寨，山高路窄，人民生活贫困。1974年春耕季节，他深入到边远的云雾山区农村，检查农业生产。同那里居住的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那里山高雾大，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他看到苗族同胞生产忙，就和群众一道送肥下田，由于路滑不慎跌了一跤，把腰都扭伤了，痛苦了好些日子才好转。这件事他不但没有怨言，回到机关他深有体会地告诉大家，那里的条件实在是太差，生产也很落后，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必须想办法帮助那里的人民。当年就抽调农业技术干部，并筹少量资金，发动群众开山种茶。从原来的几十株“云雾茶”树，发展到20多亩。后来发展到了几百亩、上千亩，满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生产了有名的“云雾茶”，畅销国内外市场。现在那里是牛羊成群，人民群众都已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
徐亚辉在贵州边远山区支边共13年之久，他留给当地人民的精神财富，是“务实作风和优秀品德”。正如独山县后任县委书记王代文赠送给徐亚辉的一句话：“德被黔山，风范常存”。
一切从实际出发
清廉自律，赤胆忠心干革命
1996年4月庆祝响水建县30周年时，魏福宝、徐亚辉（左二）、崔文龙、李树春、王清合影留念
1977年，徐亚辉奉命调回盐城，到响水县担任县委书记，一干就是5年。响水县是盐城穷得有名的“北三县”之一。当时“文革”流毒尚存，改革开放伊始，徐亚辉考虑的是，怎样充分发挥领导班子的作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带领人民群众奋勇向前。
有一年县里召开年终总结大会，七套公社经济发展缓慢，在全县排名最后。几年来，面貌变化不大，总结中如何点名，徐亚辉很慎重。在总结大会上，他平心静气地讲到七套公社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子慢了一些，希望他们不要气馁，要努力迎头赶上。虽然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但七套公社党委书记杨家鑫当时面红耳赤，会后还发了一顿牢骚。徐亚辉得知后，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再接再厉努力工作。杨家鑫检讨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为尽快改变响水贫穷落后的面貌，徐亚辉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一年到头不论是烈日当空的酷暑，还是冰雪盖地的严冬，他都不间断地奔波在农村，虽然身体不好，但从未停止过一天工作。他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都说他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书记”。
徐亚辉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着响水大地，响水的盐碱荒地变成了碧波万顷的良田。
清清白白做人
率先垂范，心底无私天地宽
1959年，徐亚辉任大丰县委书记。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都非常紧缺，县委动员广大党员、干部严禁商品开后门。会后徐亚辉多次查问家属朱德政，有没有买什么紧张商品，家属回答没有买什么东西。有一次，徐亚辉翻看家中的木箱子，看见里面有一条新的绸被面子，便立即责问朱德政，这被面是什么时候买的？必须马上退给百货公司，并且批评朱德政说：我们作为干部和干部家属，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决不能与群众抢购物资。德政再三解释说：这条被面子还是几年前不紧张的时候买的。徐亚辉还是不放心，一方面执意要家属去百货公司退货，一方面还叫机关党支部派人调查。后来调查证实是以前买的，这件事才算了结。
徐亚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他在县委班子里，因为主抓农业，必须经常下农村走基层。那时县委仅有一辆吉普车，他从不坐车下乡，都是自己骑自行车走遍全县。吃集体食堂，从不允许开“小灶”。他从不收他人送的任何礼品，那怕是几只瓜，或是几斤蔬菜。在县委机关他住的房子同其他干部一样，没有任何的特殊，机关党小组或党支部开民主生活会，只要他在家每次都参加，从不把自己摆在特殊位置上。他常说：“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不可以特殊化。特殊化不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更不是领导干部的品德。”
上世纪六十年代，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都有所压缩，一般每人每月少供应四五斤粮，机关干部也不例外，同样要压缩口粮标准，儿童也按比例压缩。这样大人还能坚持，但小孩吃不饱闹得凶。为了使大家顺利度过荒年，县委决定临时动用少量的储备粮，解决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缺粮户和小孩多的困难户，补助少量口粮，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个规定社会和机关一样执行，凡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享受补助。徐亚辉家有5个孩子，而且都是“饭缸子”。就凭这个条件，机关食堂分配他家补助粮28斤，司务长送交朱德政同志。此事后来被徐亚辉知道了，他严肃地批评了朱德政，说她不该收，并责成她立即把粮票送到食堂司务长那里去。后来，机关开民主生活会时，徐亚辉为此事还做了检讨。
1982年5月，徐亚辉调任盐城专署副专员。1983年4月，盐城地改市后，调任盐城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任市委统战部长和市政协秘书长。1988年市政协换届退下来后，他仍然是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不久，便担任盐城市老促会副理事长，继续发挥余热，谱写着人生“第二春天”的新篇章。1992年，任盐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因患椎间盘突出症，经市委同意，卸去市关工委副主任职务。
徐亚辉在为革命奋斗的50多年中，为党为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可贵的政治品格和高尚的人格。悠悠岁月，似水流年。徐亚辉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0个年头了，人们深深地怀念他。他那种无限忠诚、敢于奉献；能上能下、勇挑重担；克服困难、听党调遣；鞠躬尽瘁、为民办事；清廉自律、不搞特殊的政治品德和高尚情操，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