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川系复旦大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首席管理师、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企业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宝钢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党委书记、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现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宣教保障部部长。
2017年3月10日凌晨3:30分，母亲走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亲眼目睹母亲的最后离开，心情无比沉重。
母亲，您总是那样，面带微笑。走路似风，说话如钟。在和我周岁生日照上，您洋溢的是青春的微笑；在我青年，您绽开的是舒心的微笑；在我中年，您露出的是放心的微笑。于是，微笑成为永恒，成为一种母爱的符号。
大道公社的风，新民一队的雨，
记录着母亲为一家老小奔波劳碌的身影
1965年10月1日我1岁时，父亲在刘庄供销合作社百货门市后门口的柿子树旁，给我和我母亲拍了一张照片。
1969年，母亲35岁，我6岁，我们全家下放到大道公社新民一队。我们第一次以城里人的身份，面对一个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整个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下放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在别人面前风光，而内心痛苦。母亲带着我们全家10口人，三个老的，婆老太是小脚，奶奶是小脚，外婆的腿也不好，大姐二姐在城里住校读书，哥哥、小姐姐和我住在乡下，他们读书，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纪。母亲在大德宣传队和新民一队之间来来回回地跑。我们吃没有吃，喝没有喝，爱也不敢爱，恨也不能恨，生活犹如一群虱子，在折磨我们。
我们全家下放生活的酸甜苦辣，只有大道公社的风和新民一队的雨知道。
那年下放是大年初五。外面欢送的人敲锣打鼓，里面的我们抱头抽泣，把眼泪流进肚子里。我们住在一个茅草屋里。这座茅草屋原来是一座废弃的小学校，白石灰粉刷的泥墙，有些斑驳，屋上铺的是茅草。由于家里人多，东面搭起了一个灶间，冬天西北风刮过来，用毛竹做成的梁在风中呼呼地叫，我每次听到这声音，总觉得毛骨悚然。
茅屋前面是废弃不用的操场，东面是田，西面是沟，后面是河，河上有渠，渠长有20多米，渠面宽只有不到2尺。这渠对我们来说，既是桥，也是路，是我们出去进城的唯一通道。记得我第一次走时，因为感到太窄，害怕掉进河里，几乎是爬过去的。
最怕的是晚上，乡下没有电灯，只有黄晕晕的煤油灯，每天晚上母亲要我出门倒洗脸水和洗脚水，我一只脚站在门槛里面，另一只脚站在门槛外面，人颤抖着，哗地一下，把水泼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倒干净，就扑通一声把门关上了。
还有怕的是上茅厕。海门人家的茅厕是工字型座便器，木栏比较高，只有适合大人的，没有适合小孩的。我因人小、个子也小，每次坐上去，总感到恐惧，觉得自己稍微控制不好，人就会掉进茅坑里。
最难的是放牛。那时我个头小，牛比人高，怎么办？我的小伙伴教会我上牛背的技巧。从牛屁股后面上，一手拉着牛尾巴，一手轻轻地带着牵牛的绳子，用右脚脚丫卡在牛后面的腿弯上，跃身上去。我牵牛放牧，涉水过河，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把牛送回到生产队。
怎么也不能忘记，1970年夏天，天下起了暴雨，母亲从家里出门到城里，还没走多远，外婆突然想起让母亲下次回来时要带点药。我急奔过去，一不小心，滑倒在桥的尽头、河的岸边，差一点就掉进河里。母亲连忙上前扶起我，流下了泪。泪水滴在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嘴里。泪，是咸的。
新民一队是乡下，和城里隔绝，一家人在极端简单的生活中，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渗透在我们下放生活的日常时光里。风雪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与母亲相处最好的朋友是仲爷爷。他一脸慈祥，额头上的皱纹很深，平常话语不多，骨子里透着真诚和朴素。我们下放那会儿，天空撒着大把雪片，他冒着寒风、撑着船，和我们整个家当一起，一直把我们全家送到乡下。
我们家后面，隔着一条河，住着王大爷。过年的时候，王大爷以他不加修饰的热情，给我们送来了一只羊腿。我们家第一次吃，可能是因为母亲不会烧，羊的膻味没有完全去除掉，我吃了一口，实在太膻了，立刻就呕吐掉了。
记得那年正月十五，海门人家的风俗是舞火把。母亲带着我们，和熟人乡亲一起，看着邻居陈大妈家的儿子在田埂边，用他那完全贴近土地的朴素的心，一边舞着火把，一边嘴里欢快地喊着：“发财发财，大家发财。”
我在新民一队田野上疯狂地玩耍，树上的野果，便是最好的美餐。河边的沐浴和垂钓，看着顾队长家鱼塘内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听着夏日田野里蟋蟀的声音，便是最好的享受。在蚕豆地里，观察着浅紫色的樱草，花朵细碎而妩媚，草叶上带着许多白粉。掀开茅屋前面操场上的玉米秸秆，野菜探出头来，露出了醉人的绿。我们远离城市尘嚣，每天可以听树木说话，河中的流水更是大好文章。新民一队的天，时常把田和水和人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的情调里，虽然使人感觉凄凉，却可以看见凄凉冰山下闪耀出生命的光亮。
大道公社新民一队当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文化大革命而繁殖的一个简单实践范本。我们的家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家庭一样，被一种来自时代宏大力量所转动。我感到，在文革时期，人人都是埃及，人人都有罪，都要到农村赎罪，文革是一个人人有罪的世界，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得了。而下放，对我们是一种流放，也是一种赎罪。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含义是神的救赎。世俗版的出埃及记，对我们来说就是出新民记。所谓“出埃及”、“出新民”，就是离开埃及、离开新民，离开所谓罪的世界。因此，出埃及、出新民是表明神救赎的开始。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我们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伟大又朴素的母爱。
在大道公社新民一队，每天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大路歌》，歌里这样唱着：“我们大家同心干，嗬嗬咳，力量如天，拉起铁滚齐向前，嗬嗬哼，铁滚压碎旧世界，嗬嗬咳，修筑大路，创造工农新人间。”后来我查这首歌的原词却是：“大家一齐流血汗，嗬嗬咳，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嗬咳哼，合力拉绳莫偷懒，嗬嗬咳，团结一心，不怕铁滚重如山，嗬咳哼，大家努力一齐向前，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大家努力一齐作战，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是的，歌词说出了我们家的心声，母亲背起重担朝前走，我们一家在母亲带领下出新民记，母亲真是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没有退后只向前。
我觉得在我身体内流淌着我母亲的一种精神，那就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要坚忍不拔，勇往直前。苦难岁月酝酿出的是美好记忆。虽然我们全家下放的时间不是很长，对我的影响却非常深刻。月到天心，风来水面。大道公社新民一队的经历已成记忆，重逢的是灵魂。这是我人生的核心所在，生活的苦难要用心中的爱与敬重去感受和回应。我与未知的自己相遇。
秋虫不知寒风至，一夜凄雨成云烟。一座乡村的记忆，是一段岁月的祭奠。大道公社新民一队是我们家的出发地，如果我们不认识出发地，那么又怎么认识自己呢？这是一段苦难纪实，也是伤痕纪实。母亲为我们一家老小奔波忙碌，劳心劳力，她的行动启示我们：人要每天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地狱与天堂两股势力之间的遭遇仅仅是序幕，大地上每个人的激情才是人生这出大戏的实际内容。我们要真正建设的是我们的胸怀！我们要以大的胸怀，去把人生的历程安排。
1969年大年初五我们全家下放在大道公社新民一队。我们住的茅草屋，白墙、草屋，丁字型。
白驹镇的河，刘庄镇的水，
浸透着母亲安稳踏实的家常人生
1987年春节我们的合家欢。我们家多了一个新丁，我二姐姐家的小雯婷两周岁。
1971年，母亲带领我们离开寂静的大道公社新民一队乡村，回到刘庄镇。刘庄镇不大，民国时的古镇，北有寺，中有河，南有庵，后来到了文革，镇中间的河被填埋，变成了一条寂寞的街。
弯弯的串场河，把白驹和刘庄两个古镇连接在了一起。岁月悠悠，古镇悠悠。早在1951年秋天，母亲跟着大舅奶奶去上海杨树浦路打工。1952年9月，母亲18岁那年，到白驹供销社参加工作。从1952年9月到1962年母亲在白驹供销社工作了9年，从出纳做到了出纳标兵。1953年1月1日父母结婚。母亲育有两子和三女。哥哥志祥和我，大姐婉玲、二姐婉珍和三姐婉娣。我的哥哥、大姐和二姐都出生在白驹镇，只有我和小姐姐出生在刘庄镇。1958年父亲调到刘庄供销社工作。母亲和父亲分居两地，1962年组织上考虑到我们家庭负担大的实际情况，母亲调到刘庄供销社工作全家团聚。母亲在刘庄供销社前后做出纳、业务经理和门市经理。
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和锅碗瓢勺，母亲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那时全家收入加起来总共不过75元，却要养活老老小小10口人，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大家庭。母亲既能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逸逸当当，又能够把全家的日子经营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母亲成为家的中心。今天想来，实在不容易。
我最难忘的事是1976年，母亲带领我们在刘庄东大街建造起了自己的房屋。经过多年的漂泊动荡，如今刘庄安家，有了自己的窝，母亲心里的激动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也许只有杜甫的“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母亲当时的心情。可是新房建好不久，就碰上唐山大地震，我们在房前搭起了防震棚，全家在防震棚里住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搬进新房。
我最温暖的事是过年。每年过年前，母亲忙里忙外，准备年货。到了腊月里，母亲亲自熬糖料，做花生糖、炒米糖和芝麻糖，又蒸包子和年糕。我小的时候，最喜欢抢着拉风箱，其实就是嘴馋，想尝尝刚刚出锅的花生糖和包子的味道。母亲早早地把年夜饭烧好，猪肝、大肠、杂烩、蛏干、肉圆、红烧肉、甜菜和青菜，应有尽有。每年过年那会儿，小辈们自编自导自演家庭春节联欢晚会，母亲忙中也赶来助兴，保留曲目是《贫农下中农》。她用她的淮安腔演唱，声音清脆，但发声控制不是很好，经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母亲是家的中心，我在上海生活30年，没有一次在上海过年，每年都回家过年，回到大家庭的中心，回到母亲的身边。
母亲对我的教育，话并不是说得很多，但每句话都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坎里。比如，母亲说过，看到别人吃好吃的，不能看人家吃。她经常说，做人要有骨气。再如，无论如何，要把字写好，所谓字如其人。譬如，见到朋友长辈，要有礼貌，要主动向他们问好。
如今，刘庄古镇空间和时间的风景，重新有了对物的亲切，以及对人的亲切，家庭亲切，人也和气。家里阳光、邻家笑语、小家暖香，悠悠岁月，无限风景，兴之所至，礼乐相伴，风吹花开。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刘庄古镇度过的。刘庄是我永远的故乡。我的心没有离开过古镇，也没有离开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我长时间背井离乡，助长了我的想像力，刘庄的命运就是母亲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母亲依附于这个古镇，我也依附于这个古镇，只因她造就了我的母亲和今天的我。
上海都市的灯，东方明珠的光，
见证着母亲颐养天年的苦乐人生
母亲给我们兄妹五个以及我们的孩子做的虎头鞋。
1990年，母亲从刘庄供销社光荣退休。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母亲永远在工作状态，没有退休，也不会退休。这一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我女儿杨木子也在这一年出生。2001年，我儿子杨舟行出生。母亲又开始为我们的儿女操心。
大道出发、刘庄安家和上海养老。母亲一辈子为了谋生而不停地奔波忙碌，很少有一段空闲时间独处，不受干扰地生活，而上海宽裕和舒适的环境，为母亲提供了颐养天年的场所。母亲在上海和我生活在一起，上海为她的生活拉开了苦乐人生的大幕，她渐渐感受到了上海慢生活的节奏，时间充裕，休闲养生，劳逸结合，悠闲自得。
母亲勤劳能干，总是闲不下来。母亲退休前在工作上的勤劳能干自不必多说，退休之后，更是忙碌。母亲容不得家里有灰尘，一刻也停不下来。每天在家里打扫卫生，晒洗衣物，把家料理得干干净净。夏日里，她顶着大太阳，做饼晒酱挪缸。冬天里，她冒着严寒，做针线、做鞋子、做小孩的衣裳。
母亲做事极其逸当，心中总是装着别人。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家庭，每家以及每家小孩的衣服、鞋子、毛巾、被套、棉被、抱被，应有尽有，母亲为我们每家准备得服服帖帖。母亲在我这里带小孩的时候，每天烧好三顿饭，厨房里的油盐酱醋瓶上都一一标明，并且早有备品。每次我从上海回老家，她会马上拿来绣上我名字的毛巾、脚巾，我走后她立即洗干、晒干，收拾好。家里人多，每次都不会乱。即便在她生重病期间，她也不会忘记交代，凡是在她生病期间看望过她的亲朋好友，她交代我姐姐一个个记住，一个都不能忘记，以后要补上这份人情。母亲经常说，人情往来中，关键是要把对方放在心里。母亲一生用心做事，哪怕是最小的事。
母亲在我们小区的人缘非常好，小区里有她相处的20多位朋友，每天早上6：00，母亲准时起来锻炼身体，有时候轮到她值班喊操，她会起来得更早。她们老友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聊天喝茶吃饭。平时哪家有事情，她们都会轮流到场，或看望，或祝贺。
母亲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京剧。父亲更是京剧欣赏的行家里手，父母几乎每天切磋讨论交流各自看京剧的体会，或是在看中央戏曲频道之后，或是在上海逸夫舞台欣赏完京剧之后。
母亲最喜欢做的事是练字。闲来无事，一有时间，母亲就练习毛笔字。尤其感人的是，母亲因患糖尿病，写字的时候手会颤抖得很厉害，但她坚持把毛笔字写端正。与其说她在练字，倒不如说她在锻炼自己的毅力和意志。
母亲最关注自己的形象。每次和我出门见客，她总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拿好自己的手绢和小包，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她说这样对别人是一种尊重。记得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上海四平路上的丝绸店，特地给母亲买了一块米色底色上带碎花的丝绸布料，我姐姐在上海请人帮她用手工缝制好，母亲非常喜爱，一直把它作为夏天出门会见朋友的衣服。有一年过年前夕，我带着母亲到四川北路上的上海第六百货商店，看中了几套衣服，对母亲很合适。母亲人高，体型大，衣服不怎么好买，我一下子给母亲买了好几套。这些外套和夹袄做工考究，也较精致，又合身得体，母亲一直珍爱。
母亲一生处处为子女着想，生怕给我们增添麻烦，哪怕在她弥留之际。3月8日下午我从上海直接赶回老家，母亲当晚把我们兄妹五个召集在一起，留下书面遗嘱，最后母亲蜷着身、低着头，说了一句：“既然老天爷不让我活了，算了，我也够本了，知足了。”3月9日一整天，母亲一句话也没说，3月10日凌晨，母亲静静地走了。每每想起，我总是泪流满面。
老家家里的阳台上，留着母亲没有发酵完的豆饼，每年母亲都给我们兄弟姐妹做好酱、灌好酱油并一一送到；小房间的角落上，放着母亲的针线篮，篮中有母亲戴的老花镜和母亲做了一半的小虎头鞋鞋邦；床头边上，摆着母亲最后用的棉质护手套，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手肿得很厉害，每夜必须把手搁在高处，才能安睡。
上海之夜的灯亮着，东方明珠的光照着，浦江上的船来来往往，路上的车穿梭地行走。深夜里的一切，都可以放大，爱更深，思念漫漫，没有尽头。我的思绪如潮水般涌入。人生的遗憾，不在于不能拥有，而在于离别之后的孤独。
母亲，您生在我的记忆里，长在我的灵魂中。
母亲走好！
父母亲在上海和我生活在一起。他们渐渐习惯了上海的生活节奏，时间充裕，休闲养生，劳逸结合，悠闲自得。
第005期《家乡书》内容预告：
有一回我与同学吵架，手中的铅笔顺势戳到了对方臂膀上，父亲知道后当着那同学的面在我臂膀差不多的位置上同样戳还一下，并领我到那同学家当面向人家父母道歉。1978年我升高中之前的某天，父亲对我说：人都要有远大的志向，不能因为自己的出生与贫苦而改变；成功靠的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勤奋刻苦的努力。因此，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好好读书，试图改变人生。
夏成华：从故乡出发，凝炼有价值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