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民，江苏大丰人。毕业于盐城师专（今盐城师院）中文系，1984年调任新华日报记者，参与创办扬子晚报，任新闻部副主任，资深媒体人。江苏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江苏省人才流动服务中心联合党委委员，保通数据技术（江苏）有限公司董事。
定居大丰：坐着马车去上学
我的父亲叫陈纯，大丰三龙镇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17岁参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福建、广东等地的剿匪等，两次负伤。1964年时军衔为大尉（这个军衔现在已不复存在）、正营职。
1964年，父亲在闽西永定县人武部作训科长任上面临转业，何去何从是个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他可以选择回大丰老家，也可以选择留在永定县。
我的母亲叫吴珍，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香港，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连续多年任大丰政协委员。
我母亲是典型的南方人，她深知江苏冬季严寒，非常担心孩子们无法适应江苏的寒冷，坚决主张父亲留在常年气温20多度的永定县转业，不回大丰。这就形成了两种意见。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6人还小，我也才上小学二年级。父母开始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各自“拉拢”阵营。母亲说：“大丰那里很冷的啊，你们会很不习惯的！”父亲则说：“大丰冬天下大雪好看呢，可以打雪仗、堆雪人！”
永定县那个地方，冬天连下霜都极少见到，更谈不上看到雪了。那纷纷扬扬的白雪，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屁孩一致叫嚷：“我们要去大丰！”母亲没了辙，败下阵来。
其实现在想想，父母完全是逗我们玩。究竟去哪里，还不是父亲说了算？
于是，父母把要运到大丰的东西装箱托运到大丰。我们一家八口，先坐公共汽车到龙岩，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宿。次日乘火车到了上海。在上海呆了一天，母亲把我的两个姐姐带到理发店，烫了当时很时兴的卷发；给我和弟弟买了个小皮球。然后，再从上海坐轮船到南通，住一晚，再从南通乘长途汽车到了大丰。父母一路艰辛，自不待言。
到大丰以后，由于一时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全家住在大丰县政府招待所（后来也称县一招）。直到父亲被分配到大丰建筑站（即后来的大丰建筑公司）任党支部书记，才搬进了建筑站的简陋住房——那是一排平房，住着建筑站的干部、职工，有拖家带口的，也有单身的。没有自来水，房子前面有个水质浑浊的小水塘，各家吃水就靠它，须得拿勺子舀进水桶里，再倒进家里的大水缸，并放些明矾以沉淀杂质才能用。水塘旁边就是农田。记得有一年这里种植了一大片黄麻，比成年人还高，我经常独自钻进黄麻林里玩耍。
开学了，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的4个，转学进了大丰实验小学就读。只有一对孪生妹妹那时才4岁，只能上幼儿园。
大丰地方不大，县城所在地大中集，巴掌大小，周边全是农村。我们姐弟四人上学，一般是步行。家门口有个驾着马车跑客运的叔叔，有时好心顺路带我们去学校；母亲过意不去，会拿点钱（也就几分毛把钱）给车主。我们挤坐在马车上，感觉非常快乐。到校门口下马车的时候，面对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便更加骄傲——那个年代，能坐着马车去上学，该是多么风光的事。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马车夫和他的马车同时消失了，我们只能依靠两条腿去上学了。我们姐弟几个一路走着，奔跑着，迎着朝霞去，迎着晚霞归，所过之处，有时是绿油油的麦地，有时是白花花的棉田，何其惬意！当然，遇到风雨天，脚下是泥泞路，身上难免被淋湿，那时也就个个狼狈不堪了。
记得开学的第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把我们喊到一块，说：“你们要开始学说大丰话，我来教你们说。现在学第一个：‘我’。”说罢，父亲开始教我们：“‘我’在大丰话里是‘嗯’，这个‘嗯’是上声。”于是我们一块大声说：“嗯！”父亲和我们都大笑起来。
不久，母亲谈之色变的严寒终于来到了。我们也真正尝到了寒冷的滋味。
我们个个起了冻疮。有的在手背，有的在脚上，还有的耳朵和脸上都遭了秧。任何防冻措施——穿大棉鞋、厚袜子，戴棉帽、戴手套等，都毫无作用——冻疮仍然对我们大举进攻，所向披靡。
尤其是母亲，每年冬天她的手背都肿了起来，而且裂了许多道口子，不仅渗血，还既疼又痒。这种情况下，她作为家庭主妇，还坚持做大量的家务事，其中包括把手放进冷得刺骨的水里洗洗涮涮，痛苦却又没办法。那时没有热水系统，也没有空调，家里到处冷如冰窖。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要数落父亲，责备他不该选择回大丰。父亲也好像理亏似的，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沉默，实在被母亲唠叨得受不了了，就会出去转一圈。每年冬季，这样的场景时常发生。
和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所有人一样，我们全家吃尽了所有大丰人吃过的苦头。虽然一开始有点“外来户”的意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融入了大丰人中间。母亲说话的口音，虽然还带有明显的广东腔，但言语中也会不时冒出一些大丰本土才有的方言。如“有得忙才有得噇”（意即有活干才能有饭吃）。而我们因为年幼，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大丰方言，并对大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融入大丰社会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当属母亲。我们这些小孩有同学作伴，又不大懂事，地域观念、家乡观念也没有养成，很快就把大丰认作了故乡。而母亲就不同了，她举目无亲，语言又不大通，身边连个熟悉的朋友也没有。幸而，她生性开朗乐观，逢人又热情，这才渐渐有了朋友乃至非常知心的朋友。
今年三月，父亲走完了87岁的人生道路。我们再三做母亲的工作，请她老人家在南京、上海、吴江、昆山、佛山定居的子女中任选一个养老。但母亲总是坚定地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大丰！我习惯了！”
而我，到南京定居至今34年了。几十年来，经常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我都明确回答：大丰人。填写个人表格时，“籍贯”一栏中，小的时候写的是“福建永定”，而后早已写成“江苏大丰”。
我在南京有很舒适的住房，定居南京的女儿女婿也有自己的住房。但是，2016年春节前，我还是在大丰城东新区的荣润理想城买了个欧式的住房，或者，这就是我将来养老的地方了——佛说，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定居大丰，乃我所愿也。
父亲陈纯
母亲吴珍
扎根树：在大丰林场做知青
1974年3月，18周岁的我就和上百个同学一起，下放到大丰林场做了“知青”。
林场在黄海边上，当时异常的荒凉。东边是无边无际的滩涂，再往东，就是滔滔黄海。滩涂的西面是海堤，海堤以内就是林场了。
林场其实就是农村，除了种树，我们还要种麦子，种蔬菜，以及围绕这些农活而展开的挑大粪、施肥、浇水、打农药等粗活，我们什么都干。此中艰辛，自不待言。要问何时是出头之日？那时候只能答，不知道。
说心里话，那时人人都想回城。可下放容易，回城又谈何容易？在当时，回城有4个渠道：一是被城里的工厂“招工”进城；二是进大学做“工农兵学员”；三是想办法弄个什么慢性病的证明来，办个“病退”；四是先去当兵，然后过几年退伍（能混到个军官转业更好），来个“曲线回城”。要能做到这4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点，都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你的家庭要“有门路”。换言之，就是你的父母或者亲戚中有做官的，而且官越大越好！如果你就是个普通百姓人家的孩子，那就基本没希望了。
不过，即使是有门路，也不能做得太“赤裸裸”，以免引起众怒。为了掩人耳目，需要这些“有门路”的“知青”先要“表现好”，以便将来做材料时好看些。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栽“扎根树”。所谓“扎根树”，就是栽一棵树，以表示自己坚决在农村“扎根”（就是干一辈子的意思）的“坚强意志”。你看，明明是朝思暮想要离开农村，却还要栽什么“扎根树”，多假啊？
我个性很犟，认死理。明明本身就是林场的知青，每天都在栽树，为什么还要特意栽个什么“扎根树”？哪棵树不是扎根在泥土中的？我天天去栽树，就是不宣称哪棵树是“扎根树”。有个高中和我同班的女同学就不同了，四处高调宣传她栽了“扎根树”了，其言行几乎令人以为她要立志嫁给本地的农民子弟。可是，不到年把时间，这个女同学的老爸——县里一个副食品厂的厂长，就替自己的宝贝女儿办了个假病历，弄了个“病退回城”，把户口也迁回去了，把她口口声声说的“扎根树”来了个“连根拔”！而像我这样的没有栽“扎根树”的主，却扎扎实实在林场干了4年，直到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才通过自己的勤奋进了高校。
到今年，距我们下放林场已经43年了。当年那个因为“生病”而“病退”回城的女同学，也健健康康地生活着。原来，人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病，都是假的！
1975年，林场知青黄季滨（前排右）应征入伍，图为插友曹厚荣（前排左）、袁党生（后排左）与作者（后排右）欢送他时的合影。
77届高考：离开农村的机遇
1977年冬，我还是苏北大丰林场（现在的麋鹿自然保护区即是当年大丰林场的一部分）的一个“知青”。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何时可以出头。
忽一日传来消息，国家恢复高考了。而且即使是我们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知青，也可以参加。于是大家就有了报考的念头，把它看作是离开农村的救命稻草。
那时，我们4个男知青，住在同一个茅草棚里。时间很紧迫，大家几乎没有心思出工，急急忙忙就开始“复习”。然而有什么好“复习”的呢？一来根本没有“考试范围”“高考指南”之类的材料，也不知道考什么；二来我们手头仅有几本不知从哪搞来的数理化方面的课本，其他什么学习书籍也没有；再者没有老师指导，且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在念小学，此后虽然一直上到高中毕业，但在那个年代，时间都用在了“学工”“学农”“学军”和“大批判”之类的政治运动上去了，真正上数理化的课程少得可怜。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从小学阶段起，就没有好好地上课，加上底子薄，初中、高中的课也就更学不进去。因此，充其量我们此时都只有小学学历，现在居然要来参加高考，谁敢说有这个信心？
“唉，复习什么哦。反正也考不上，不如打牌吧！”不知是谁的提议，说到大家的心里了。于是郁闷的我们开始玩扑克牌。玩了几分钟，又有人说了：“哎，光打牌也不行啊！还是复习吧！”想想也对，打牌能够打进大学吗？于是丢了扑克，又捡起了那几本已经翻烂了的课本。不一会，又有人说：“拉倒吧，看了也考不上的，别做百日梦了吧！打牌！”对，打牌！大伙又扔了课本，抓起扑克。打了一圈，又有人说了：“还是看书吧，不复习恐怕就更考不上啦！”“你说的不对，复习就一定能够考上吗？”有人反问道。“复习也不好，打牌也不好，那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不如我们抓阄，看谁能够考上！”
哈哈，这个提议好！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招，就是靠唯心主义了。我们做了最乐观的预测：我们四人中有最后三人能够考取，只有一个倒霉蛋没有考上，这个概率够高了吧。然后拿出三张红色的扑克，代表考取，一张黑色的，代表名落孙山。牌背朝上，洗了又洗，放到桌上，开始摸牌。很快结果出来了：他们三人，摸到的是红牌，唯独那张黑牌，落到我的手中。他们欣喜若狂，犹如真的金榜题名一样兴高采烈；而我呢，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也算坦然。因为，我们四人中，我的学习成绩本来就是最差的。何况，这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没几天，预考（初试）开始了（那时高考分两步走：首先是预考，通过预考的才能再参加正式的高考，即复试）。又过了几天，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听到林场广播站公布本场知青通过初试、进入复试的知青名单。那三个摸到红牌的“幸运儿”，居然均榜上无名！而我这个“倒霉蛋”，却通过了预考！哈哈，命运啊！我把篮球一丢，躲进茅棚一阵大笑！
没有通过预考，他们三个浑小子就死了心。我呢，既然获得了参加最后考试的资格，也就按照程序去考。
我的数学一塌糊涂，所有题目都不会做。考卷第一部分是判断题，也就是在题目旁边的括号里打钩或打叉。反正我都不会，就闭着眼睛乱打一气，对还是错，就由上帝老人家去决定吧！其他题目就更不用做了，直接交白卷！结果我是考场上第一个交卷的。其他人还以为我数学很好，甚至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殊不知大摇大摆走出考场的我其实是个“白卷先生”！
幸好，我只是偏科而已。数理化虽然不行，文科却是我的强项。结果，在后来公布的通过复试的考生名单，幸运的我又一次榜上有名！
接下来就是“政审关”。
说到“政审”，现在的孩子们应该是不知道了，可在五、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期，任何人要参军、入学、招工、入团、入党、出国，无不要进行“政审”，“政审”不合格者，就“一票否决”。而“政审”是否“合格”，关键就在一个字。哪个字？容我慢慢道来。
原来，当时的“政审”，主要是看其“政历”（政治表现历史的简称）。写法上主要有“政历清白”和“政历清楚”。别小看了“清白”的“白”字和“清楚”的“楚”字，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政历清白”，就意味着你的政治表现是好的；反之，“政历清楚”，则说明你的政治表现有问题，但是已经查“清楚”了。不过既然政治表现有“问题”，那你的“政审”还可能通过吗？
我清楚地知道，我自问平时虽然顽劣，但是既无“政治问题”，也无偷鸡摸狗，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政历”当然是“清白”的。但是，林场的最高统治者“革委会”主任（已去世），是个极左的“老革命”，而我平时没有对他表示出足够的“尊敬”，而且有时对他还有些不敬之举，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找出差错来把我送进牢房。这次如果让我考上大学离开林场，对他而言是“放虎归山”，对我而言则是“胜利大逃亡”。因此，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给我来个“莫须有”的“政历清楚”，那我岂不就要功亏一篑？
我打听到负责“政审”的是林场一个姓陆的人秘股长，于是就去找陆股长探听情况。陆股长是退伍军人出身，与我的关系尚好。他告诉我，革委会主任果然授意他，在我的政审材料上要写“政历清楚”。听闻陆股长好酒，我连忙请他到县城我家里喝酒。
那天，父亲在家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款待陆股长。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人，席间与陆股长聊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人把酒言欢，推杯换盏，俨然成了老朋友。这样一来，陆股长再也不好意思给我写“政历清楚”了，我也就顺利成了“政历清白”，成功走进高校，成为一个今天称之为“77届”的大学生。
而今，我们当年抓阄看谁能够考取大学的4个“知青”，虽已年过花甲，却都还健在；而陆股长却早在一次宴会上，因饮酒过量死在酒桌上。可是，他却是我人生转折点的关键人物，我至今还时常想起他。
1976年，作者时年20周岁，与一同下放大丰林场做知青的友人合影。前排下蹲者（左起）：袁新毅（后知青返城时回老家无锡，曾任无锡鹤鸣皮鞋厂厂长）、作者；后排站立者（左起）：徐景荣（曾任东台农行行长）、徐安（曾任大丰财政局干部）。
第003期《家乡书》内容预告：
晴朗的夏夜，屋前的大场清扫得干干净净。吃好晚饭，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涌来。大人们呼啦呼啦地摇着破芭蕉扇，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追打嬉戏。外公开讲了，他不带太多的手势，很放松地斜倚在藤椅上，基本是靠声音的抑扬顿挫夺人。伴着轻风，伴着蛙鸣，我知道了岳飞大战金兀术，关公义释曹孟德，七仙女下凡时好像祥云也在我的身边萦绕，王宝钏守寒窑时我为她一掬同情之泪……有时候夜深了人散了，我会闭着眼睛假装睡着，躺在乘凉的长桌上，让外公和妈妈把我搭回家，桌子一晃一晃的，是摇篮的感觉。
宣丽华：理想，在洋岸的月光下拐了个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