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对“李鬼”施以严惩的鲜明态度，引起会场内外高度认同。
“心血被仿冒
心情如同坐过山车”
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今年再次带来了打假提案，这份坚持源于她的“切肤之痛”。
余留芬来自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这个坐落在乌蒙山腹地的小山村，2000年村里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元。2001年，余留芬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整合十几家酿酒作坊建立起酒厂，并决心从村里传承了600多年的小坛发酵古法酿酒工艺中寻找脱贫希望。
发动村两委干部和村民入股，找国有企业注资，找银行贷款……经过一系列努力，酒厂克服了人员匮乏、贷款困难、招商无门的窘境。到2018年，企业年销售额达到3亿元。
然而就在发展渐入佳境时，市面上突然冒出很多“李鬼”。“他们利用我的很多资料，谎称是我们厂的人到处去招商，导致很多人受骗。”余留芬说。“我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被仿冒，这两年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医药集团董事长耿福能今年也关注“傍品牌”“搭便车”等问题。在他看来，知名品牌就是金山银山。对此，他提出了“保护知识产权生态链”的观点。他认为，保护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保护形象符号，更应该保护商标和品牌的整个生态链。
应提高违法成本
降低打假成本
政府工作报告对假冒伪劣商品坚决打击的态度，在会场内外引起广泛共鸣。
余留芬告诉记者，对中小企业而言，普遍面临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弱、缺乏保护手段和技术等问题。不少中小企业也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由于不了解专业性要求，往往不能有效地保护创新成果。“这就像把一个宝贝放在门窗破损的房子里一样。”她说。
她还表示，缺乏有效的打假手段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先进技术，受害企业往往很难掌握仿冒团伙的实际销售金额，也无法追踪到制售假根源和相应团伙的真实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民警郝世玲表示，很多制售假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惯犯、累犯。同时警方在基层执法实践中发现，假货认定难、执法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普遍存在。
网友“刘小林LL”说：“违法成本低，是违法者有恃无恐的主要原因。”也有网友评论：“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关键在执行。”
打假需共治
多方宜“助攻”
受访的多名代表、委员呼吁，执法部门要 “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对于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惩治力度，线上线下监管联动，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无力再犯。
余留芬提出了对制售假行为永久存档记录、将制假被起诉者申请列入失信人名单的建议。“对制售假企业罚款，不能只是‘罚酒三杯’，还要像惩治老赖那样加大惩处力度，限制他坐飞机高铁，形成更有力的震慑。”
代表委员们还建议，应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打假共治”局面。 例如建立假货线索举报制度，对于提供重大制售假线索的举报人给予表彰或奖励，提高全民参与打假的积极性。
耿福能建议，针对一些企业品牌保护意识不强、维权能力不足的问题，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并探索一套公允的品牌评价指数体系，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许多代表委员还呼吁，中小企业要积极联合执法部门、电商平台等各界力量，同时也要借助科技创新进行打假。“一些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创立了打假新技术新模式，积极配合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联合打假，共建打假共治系统，不仅降低品牌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也节省执法资源，在业内取得了较好成效，这种打假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技术新模式值得推广应用。”余留芬说。
“网络假货治理成效归功于国家高度重视，同时，由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平台等各方共同组成的打假共治系统首次实现标志性闭环。”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总监李溪涵表示。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编辑 唐 奕 组版 余游虹
